大宋帝国风云录

大宋建兴元年（公元1126年），十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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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初五，京畿中牟。

天子行营和大元帅行辕到达中牟的时候，刘延庆的殿前军也护卫着皇后赶来会合，李纲、柴云、王寓、折可求则带着临时朝廷随后撤离。

黄涉、楚逍遥从洛阳来迎驾，东京留守宗泽前来送行。

这是一次临时朝廷的大集结，除了罗青汉外，都到了。

此去洛阳三百余里，正好一路走一路议事。议事的主题除了朝廷重建外，就是如何挽救崩溃的财政。财政问题不解决，什么事也做不了，而解决财政问题首要就是修正现行财经制度。新财经制度的拟制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，远水救不了近渴，当务之急就是在原有制度上做出修改，这是最快最有效也是最安全的办法。

王安石变法，目的是富国强兵，而理财则是其变法的基本方针。蔡京以“绍述”为名，继续推行新法，也是声称“不患无财，患不能理财”，重新打出“理财”旗号，但他把新法和理财逐渐变为了恣意搜括民财的手段，这是新政蜕变的主要体现。

李虎对此已有所了解，但大宋财经制度非常复杂，尤其王安石变法之后，新旧两党争斗激烈，财经制度反反复复，其中又有妥协折衷之处，到了蔡京手上，更是改了又改，若想把这些东西全部吃透，还真的不容易。

“新政蜕变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巧立名目，增收赋税。”

李纲做为宰相，首先就要把新政蜕变的部分说清楚，凡是不利于国家稳定、不利于改善财政的政策都要拿出来，仔细解释，然后才能说服皇帝和中枢官员们就这些制度进行修改或者废除。

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蔡京在主政期间，朝廷和地方以各种名目增收赋税，其中有些项目是原来就有的，有些项目是新增加的。”

“我们就以和买为例。和买是赋税一种，原来就有。熙宁年间，朝廷实行‘按等均敷’的办法，规定乡村上户摊派和买，而下户不敷和买，户等越高和买就越多。”

“到了大观年间（公元1107年到1110年），朝廷下旨，规定对大地主大富豪‘依年例减半俵买’，差额部分则均敷给中、下等民户。不但如此，许多地方的官府在和买时不再预支现钱，并恢复仁宗皇帝时期的政策，仅付三分现钱，同时配给七分官盐的办法。后来，又发展为完全不付钱，白抢白拿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和买便开始向定额税演变。”

“此外，绢帛类除和买外，还增加了预买、泛买、常平司和买等等各种名目。米各类的和籴数量也不断增加，设置了均籴、补发上供和籴等项。”

“和买和籴名为两相情愿的公平买卖，但实际上则是官府以低价强行征购，形同赋税。”

“其它诸如折变、支移等项，莫不如此，这使得使乡村农户的赋税负担大大加重，并在蔡京主政的二十多年里成为本朝赋税剧增的一个高潮。”

“所以……”李纲正色说道，“我们虽然急切盼望改善当前的财政状况，但不能为了增收赋税而巧立名目，或者在原有项目上肆意加重农户负担。”

李纲冲着皇帝微微躬身，“臣建议，即刻下旨，废除蔡京主政期间所有朝廷和地方以各种名目设立的赋税项目，原有赋税项目则恢复过去的征缴办法，不得以任何名义加重农户负担。”

皇帝不假思索的答应了。现在要稳定地方州县，而稳定地方州县最好的办法就是稳定民心，减赋税是有效手段。

“李爱卿继续说，继续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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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纲见自己的第一个奏议就得到了皇帝的认可，信心大增，马上说到了榷茶制度。

本朝建国之处曾对茶叶实行国家征榷，但由于弊病较多，仁宗皇帝末年，废弃了榷茶法，改行通商法，即对种茶园户“官收租钱”，对贩茶商人“官收征算”。.王安石变法期间，神宗皇帝欲恢复榷茶，但王安石坚决不赞成。

“蔡京主政后，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实行榷茶制度，在各地设置官场收购茶叶，商人只能凭引领茶贩运，不得与园户私相交易。其后朝廷又修改了茶法，废除各州县设置的茶场，商人可直接到茶叶产地官府或京师领取长引或短引，向园户购买茶叶贩运。凭长引可以各路贩运，凭短引只限于本路贩运。”

“官府批给茶引时要“抽盘”，就是征税。实行此法，每年的茶税收入增加到了四百多万贯左右，为过去的十余倍。”

“政和二年（公元1112年），朝廷再一次修改茶法，经过修改的茶法称为‘政和茶法’，综合了禁榷法和通商法，官府不再干预茶叶的生产和交易，但同时又可以获得丰厚的茶利。”

“由于茶利过高，商贩购买茶引所费增加数倍，茶叶销售价格也随之提高。茶叶价格太高，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负担，深受其害，甚至产茶区也是如此，生产茶叶的园户并未因此增加收入，所以，每年四百多万贯的茶利实际上全部来自普通民户，以致于百姓怨声载道。”

李纲建议废止蔡京所制的政和茶法，改用通商法。

皇帝不说话了。茶税的大头是直接拨给皇室御用，如果废止政和茶法，百姓是获利了，但皇帝和皇室就损失了一大笔开支。皇帝现在穷啦，汴京的钱财都被李虎搜刮一净充抵了国库，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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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纲没有纠缠，直接说到了一个更严重的制度，那就是被蔡京修改的一塌糊涂的盐钞法。

“蔡京主政期间，屡次修改盐钞法，废除了东南六路食盐官运官卖制，任由商人到榷货务出钱购买盐钞，再凭钞去产地领盐，到指定的地区贩卖。”

“由此可见，蔡京对盐法的变更与对茶法的变更基本类似，其原则就是让官府摆脱对专卖物品生产和销售过程的直接干预，同时又不失专卖收入。”

“蔡京修改盐法，其主要目的就是攫取盐利。蔡京屡变盐法，商人买钞后尚未领盐，盐法变更，旧钞已废，又须换领新钞，换领时要贴纳两成的现钱，不贴纳现钱的旧钞领盐时要大打折扣，且极不方便，所以，每变一次盐法，旧钞就要贬值一回，钞价虽未提高，商人却要付出更多的现钱，这实际上就是朝廷盘剥商人的手段。”

“盐价因此大涨，而朝廷依旧命令各地官府强迫民户按户等买盐，以至有的一等户一年要花上千贯盐钱。如此做法，使朝廷的盐利大增，每年收入一千多万贯，甚至高达两千万贯，这在本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”

“盐利都是来自百姓，百姓对此之愤恨可想而知。”

李纲为此建议，恢复旧的盐钞法，以平息民怨。

这个建议引起了争议。秦桧就跳了出来，他说蔡京制定的盐钞法本身没有太大弊端，之所以造成天怒人怨，是因为蔡京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盐钞法，蓄意欺骗百姓敲诈钱财所致。这个盐钞法只要固定下来，一直实施下去还是不错的。

有争议，这个奏议自然就要放下来，从长计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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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纲对秦桧的阻扰十分不满。秦桧是南方人，如果不是资历浅，早就成为蔡京一党被赶出朝廷了，谁知这人因祸得福，蔡京倒了，他反而出头了，现在更成了御史中丞，成为台谏大员。

李纲决定找个机会把他赶出朝廷。现在非常时期，不允许有更多的反对声音，尤其是台谏。

“免役法的蜕变也是触目惊心。”

免役法是王安石的变法内容之一，就是将差役改为雇役的役法。本朝建国之初就有人深感“害农之弊，无甚差役之法”，要求改革。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制定免役法。其法规定，民户不再服原“衙前”等役，改为按户分等定下同数额，随同夏秋两税缴免役钱，穷苦下户免缴。官府雇人充役，按照执役的轻重给酬。说白了，就是用钱来代替徭役。王安石罢相，免役法废止。

“蔡京主政后，免役法得到恢复。最初只是按照哲宗皇帝绍圣时的原样施行，后来各种名目的免役钱便不断增加，而官户和上等民户缴纳的役钱则有所减少。一些地区由于免役钱名目的增加而使缴纳数额大增。比如巩州，在神宗皇帝元丰年间所纳役钱仅为四百贯，到了蔡京主政时期的政和元年（公元1111年），增加到了两万九千余贯，整整增加了七十多倍，由此可见免役法的蜕变对百姓的伤害之深。”

这个提议得到了一致响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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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纲精神大振，再接再厉，说到了川蜀交子。

“自仁宗皇帝至神宗皇帝数十年间，交子一直比较稳定。哲宗皇帝元祐年间，交子价值有所贬损，一贯交子止卖九百以上，即贬值一成。”

“蔡京主政后，为解决财政危机，大量增发交子，并改称为钱引，试图推行到各路。”

“崇宁四年（公元1105年），一次发行钱引两千六百五十余万贯，当年又增造五百四十万贯。大观元年（公元1107年），再此增加五百五十四万贯，比自仁宗皇帝天圣元年（公元1203年）以来长期稳定的发行额一百二十五余万贯多出近三十倍。钱引因此贬值了七成以上，许多大商人乘机投机牟利，普通民户深受其害。”

“纸币的大幅度贬值，完全是蔡京聚敛财富的政策造成的，让朝廷威信尽失，更给了川蜀以沉重一击。”

川蜀的地位对今日的朝廷来说，至关重要，直接关系到中兴大业，所以李纲建议，即刻下旨，在川蜀重新实行交子，废止“钱引”。

这个奏议再次得到响应，皇帝马上下旨，由川蜀四路转运使范直昌负责此事，务必在最短时间内重振川蜀经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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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
交子：

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，发行于北宋1023年的四川成都。

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。北宋初年，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“交子铺户”。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，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，再交还存款人，并收取一定保管费。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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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引：

宋徽宗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，宋朝政府改“交子”为“钱引”，改“交子务”为“钱引务”。除四川、福建、浙江、湖广等地仍沿用“交子”外，其它诸路均改用“钱引”。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(1109年)改交子为钱引。“钱引”与“交子”的最大区别，是它以“缗”为单位。“钱引”的纸张、印刷、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。但“钱引”不置钞本，不许兑换，随意增发，因此纸券价值大跌，到南宋嘉定时期，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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